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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赔偿之不足与对策

来源:陈新芳律师网作者:admin时间:2013-03-24 11:16:28

摘要 如何完善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如何丰富精神损害赔偿考量因素,如何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如何规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统一精神损害赔偿尺度,是立法界、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抛砖引玉,通过探讨精神损害赔偿之不足与对策,对精神损害赔偿提出一己之见,为推动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间接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引言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或特定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时,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对其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在侵权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是一项重要的赔偿项目,也是一个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相对于财产损失而言,精神损害赔偿过于抽象,不易把握和操作,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命不同价”、“同案不同判”等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大大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所以,建立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一、完善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间接损害是侵权行为所致间接受害人民事权利的损害,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的损害及精神痛苦。间接损害赔偿制度属侵权赔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权利即有救济”、“有损害就有赔偿”,然而,当一个侵权行为造成多重主体的权利损害,直接受害人依法获得救济时,间接受害人应否获得救济?能否获得救济?我国的《民法通则》尚无明确规定规定,《侵权责任法》、《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一些规定显得零散,理论界对此问题研究所涉未深,司法实务界对同类性质的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比比皆是,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执法的不统一。

  (一)间接受害人的范围
  
  根据间接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界定,间接受害人的范围应以法定主体确定,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根据《婚姻法》、《继承法》之规定,近亲属指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之所以将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作为间接受害人的范围,一是近亲属与直接受害人存在法定扶养(含抚养、赡养)关系,《婚姻法》第20条、21条、28条、29条均规定了近亲属之间的“三养”关系,符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特征。二是近亲属与直接受害人有着最密切的人身关系和最近的血缘关系。在所有的无血缘关系的人身关系中,以配偶关系为最密切。根据《婚姻法》第6条、第27条之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或继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法律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因而,近亲属的父母、子女中应含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  

  2、胎儿应属间接受害人的范围。胎儿未出生,本无权利能力,但如果不对其权利予以保护,则发生在其出生前的侵权行为,将对其出生后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各国立法都对胎儿权利进行保护。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312条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怀孕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父的资格的取得,标志其亲权的取得,胎儿由此成为亲权的主体。《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美国判例法规定“每个人都被保护,不受侵权行为之害,包括胎儿在内。”我国法律对胎儿的保护仅见于《继承法》第28条,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保护,《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提及。其实,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属于人身权延伸保护的范畴,体现法律对民事主体完整的人身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所以应将胎儿列入间接受害人的范围。
  
  3、间接受害人还应包括近亲属以外其他与直接受害人有法定利害关系的人。这种法定利害关系,依司法解释当指无生活来源又依靠直接受害人实际扶养的人。

  (二)直接受害人(即被侵权人)有权利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么,间接受害人是否有权利主张间接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滞后,在司法实务工作中,间接受害人能否主张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具有较大的争议。

  但是,随着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不断出台、完善,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将从“幕后”走到“台前”,逐步被人们接受和肯定。

  如建筑物倒塌,致使被侵权人颅脑特重型损伤,成为植物人,终身与轮椅为伴;如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使被侵权人性功能严重障碍,不能生育或与配偶过性生活;如因医疗机构的失职,导致有严重生理缺陷的胎儿出生……我们可以想象,该侵权行为不仅给被侵权人造成终身的痛苦,也必然给其近亲属带来终身的痛苦,所以,特特殊情况下,主张精神损害不仅是被侵权人的权利,也同样应成为其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的权利。

  因此,肯定间接受害人的法律地位,明确间接受害人的权利、义务,完善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间接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重要内容,希望引起立法界、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二、丰富精神损害赔偿考量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六个考量因素,即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但是,《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六个考量因素尚不能完全涵盖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操作和把握,在司法实务工作中,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受伤部位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甚至巨大的差距。

  因此,被侵权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知名度也应成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如在同一起侵权纠纷中因伤致残、致死的被侵权人,大学教授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在校学生的高,公司高管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一般职员的高,政府官员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普通百姓的高,演艺明星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社会大众的高。

  即使同一等级的残疾,因受伤部位不一,也可能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赔偿差异。如侵权纠纷导致被侵权人脸部受伤的,演员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非演员的高;如手部受伤的,手模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非手模的高;如腰椎因伤致残的,司机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非司机的高;如因侵权行为截肢的,运动员的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比非运动员的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侵权责任法》中并未涉及。

  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应将受害人的职业及受伤部位也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丰富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有效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侵权责任法》都对精神损害赔偿有所规定,但是《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泛,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容易使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流于形式;而《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过于笼统,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适用,容易造成“同命不同价”、“同案不同判”等不公正现象,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使司法实务工作者无所适从,一是仅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行为,方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的,可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们知道,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都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内容,在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审理的侵犯著作权纠纷中,被侵权人有权利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对于侵害被侵权人人身权益的(尤其是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残疾、死亡的情形),更应该支持其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二是规定在“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下,赔偿权利人(如被侵权人及其近亲属)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什么是“严重”,什么是“不严重”,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受《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影响,“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仅指造成被侵权人残疾或死亡的情形,那么,由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重伤尚不够残疾、被侵权人属于老幼病残孕等社会弱势群体、侵权行为虽不够成残疾但是已经严重影响被侵权人的工作、学习(如面部毁容、牙齿断裂、大小便失禁、视力模糊、听力下降等情形),……赔偿权利人(如被侵权人及其近亲属)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即使被侵权人具备了侵权人侵害其人身权益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被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并不能获得法院的“必然”支持,法官是“可以”还是“应当”支持其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还是一个未知数。

  为了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笔者建议今后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作出如下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被侵权人重伤或者残疾、死亡的,被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虽然没有造成被侵权人重伤或者残疾、死亡,但是,被侵权人是老幼病残孕等社会弱势群体或在校学生,其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应当酌予支持。

  侵害他人财产权益,造成5万元以上损失,或虽没有5万元以上损失,但是,该财产具有特定纪念意义,因侵权行为导致永久毁灭、无法修复的,被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依据相关法规定处理;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酌予支持。”

  四、规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过于笼统,而且,没有对侵权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残疾、死亡的情形规定一定幅度的赔偿金额,造成各地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差距巨大,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抽象性,所以,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没有作出一个规范性的解释,导致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标准不一,而且,人民法院在判决中,也存在着较大的任意性,不仅使当事人及代理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额难以把握,也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一些地方高级法院或中级法院一般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如北京法院、重庆法院、河南法院、四川法院、云南法院规定一般不超过10万元;安徽法院、广西法院、福建法院规定一般不超过8万元;上海法院、江苏法院、河北法院、山东法院、湖南法院、湖北法院、江西法院规定一般不超过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法院只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限额(不少于5万元),而没有规定最高限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意在抚慰因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但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今后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应予充分考虑,适当照顾。

  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个别侵权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突破上述限制,如曲乐恒诉张玉宁交通事故案,法院判赔精神损害赔偿70万元;清华老教授女儿被掐死案,法院判赔精神损害赔偿30万元;儿童医院实习医生猥亵女童案,法院判赔精神损害赔偿30万元;外地青年被地铁轧断双腿案,法院判赔精神损害赔偿30万元,等等。

  为了规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笔者建议今后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作出如下规定:

  “因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重伤、残疾或者死亡的,赔偿权利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应根据侵权人的侵权手段、被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的态度、侵权人的赔付能力、被侵权人的消费水平、被侵权人的身份、职业和社会知名度、受伤部位以及对被侵权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由法院综合考量。

  因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重伤、残疾或者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下列幅度内确定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

  (1)造成被侵权人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2)造成被侵权人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如造成被侵权人十级伤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如造成被侵权人九级伤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以此类推,如造成被侵权人一级伤残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3)造成被侵权人重伤尚不够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参照十级残疾的标准赔偿。

  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没有造成被侵权人重伤、残疾或者死亡的,但是被侵权人是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社会流浪乞讨人员、享受低保的困难户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在校学生,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判决被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在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五、统一精神损害赔偿尺度

  截至目前,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为《侵权责任法》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司法解释为《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知识产权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复函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权公司著作权纠纷案的函》;对知识产权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地方法院指导意见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适用定额赔偿办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由此可知,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和地方法院指导意见对精神损害赔偿以及知识产权精神损害赔偿尚没有统一的尺度,导致在司法实务工作中,难以作出客观、公允、统一的裁判,不利于惩罚侵权人,不利于保护给被侵权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鉴于此,笔者建议,在今后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中,应充分吸收法律、司法解释和地方法院指导意见中有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宝贵的实践经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尺度作出合理的规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纠纷中的一项重要赔偿项目,应当引起立法界、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完善间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丰富精神损害赔偿考量因素,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规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统一精神损害赔偿尺度,以期推动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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