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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 股民索赔须跨越“三座大山”

来源:未知作者:admin时间:2013-03-10 22:55:04

备受关注的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有了最新进展。2012年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光裕方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驳回了其异议。虽然不排除黄光裕方会就二中院的管辖权裁定提出上诉,但从二中院作出裁定的依据而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的可能性不大,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将很快进入实体审理阶段。不过,股民是否能够索赔成功,现在还不容乐观,还需要跨越“三座大山”。

  一、目前尚无明确司法裁判依据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对于内幕交易行为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1998年和2004年《证券法》均未涉及。直到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76条第3款才做了规定,即“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规定过于原则,还有待于法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该规定的具体审判标准。

  对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经历了从暂不予受理到受理、从参照适用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司法解释到正在制定单独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司法解释的过程。早在2001年,最高院考虑到当时立法和司法条件的局限,决定对涉及包括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涉及证券民事纠纷案件暂不予受理。最高院分别于 2002年1月15日和2003年1月19日出台《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01]43号)和《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侵权案件审理规范做了相应的规定。200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内幕交易民事纠纷案件予以受理,并参照上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进行审理。随后,最高院副院长奚晓明表示最高院将尽快出台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不过,时至今日,相关司法解释仍未出台。

  司法实践中,在相关司法解释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就会非常慎重,大多会相对保守地依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裁判。在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作出有利于股民裁判的可能性很小。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索赔案虽然并非内幕交易民事索赔的第一案,但由于之前在审理相关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法院并未建立起基本的诉讼规则,可以预料,股民索赔成功的难度较大。

  二、因果关系难认定

  内幕交易民事索赔案中,对于内幕交易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最为关键也最为困难。这是因为,证券市场极为复杂,影响股价的因素除了内幕交易外,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从现行法律角度,需要由原告举证证明黄光裕的内幕交易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目前这个举证几乎不可能完成。

  首先,难以证明黄光裕方有引导股民买入该股票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内幕交易人实施内幕交易,其目的在于赚取股票在内幕消息公布后股价上涨后的差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内幕交易人通常购入股票静待内幕信息公开,一般不会引导其他投资人事先买入该股票。相反,为了逃避监管,其往往采取秘密方式进行内幕交易,并不希望其他投资人事先知晓该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内幕交易人既没有引导投资人买入该股票的故意,也没有引导的具体行为。如就此方面证明黄光裕有引导股民买入股票的主观故意和行为,难度极大。

  当然,内幕交易人可能基于朋友、家庭等关系而告知朋友、亲属等相关消息,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被告知人误信该消息买入该股票而股价下跌并遭受损失,则由于内幕交易人有引导行为,故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他投资者买卖股票的行为仍然与内幕交易行为无因果关系。

  其次,股民并不知晓内幕交易的发生,其买卖股票的行为主要是基于“追涨”心理,内幕交易并非股票上涨或下跌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在黄光裕方秘密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下,股民往往并不知晓内幕信息,也不知晓内幕交易的发生。在此情况下,部分股民是在看到该只股票上涨时,基于“追涨”的心理而买入的。换言之,投资人买入股票的直接原因是该只股票价格上涨,而并非有内幕交易存在。

  内幕交易并非股票上涨或下跌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证券市场极为敏感,造成股价涨跌的原因错综复杂。一旦市场出现某种异常情况,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因素往往促使多种原因相互交织,最后导致证券价格的波动。事实上,从目前发生的案件情况来看,大部分内幕交易所涉及的股票数量和价值所占上市公司股票总数及价值总额的比例大多都很小,这些很小数量的内幕交易行为并不能左右股价的涨跌。因此,股民的损失是否仅仅由于内幕交易行为造成,还是因为投资失误造成,实难分辨。

  事实上,“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虽然内幕交易等欺诈交易行为应受谴责,但股民仍应站在理性投资人的角度,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对股价上涨下跌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不能因为看到股票在上涨就盲目买进或卖出。如果其对投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能够认识到但轻信能够避免,因此其买卖股票的损失将可能由其自身承担,与内幕交易行为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最后,参与反向交易的股民也难以证明其与内幕交易人直接交易。如果投资人能够证明其购买的股票是从内幕交易人手中购买而来,则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确定。但是,由于证券股票市场采取集中竞价、集中交易方式,以价格优先、时间优先为原则进行交易,投资人同样难以证明其股票是从内幕交易人处买入的。因此,其很难证明二者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虽然最高院早在2007年即启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但5年过去了仍未出台。可以说,此类案件中因果关系难以认定,是其迟迟不能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相关法院已有成型审判思路,二中院目前难突破

  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并非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的首例案件,在此之前,已经有若干个案件发生。其中,陈祖灵诉潘海深证券内幕交易赔偿纠纷案是一个典型代表。在此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以原告的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无因果关系为由驳回了原告起诉。一中院在该案(2009)一中民初字第82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陈祖灵以证券内幕交易为由,起诉潘海深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潘海深作为大唐公司的董事应当属于掌握大唐公司内幕信息,他于2007年4月16日卖出大唐电信股票的行为,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但从本案有效证据表明潘海深与陈祖灵在本案诉讼前并不相识,陈祖灵买卖大唐电信股票并非受到潘海深的引导,并且陈祖灵于2007年4月10日以17.1元买入该股票,又于2007年6月18日以24.47元卖出,每股净盈利7.37元,但此时距离潘海深卖出股票已经两个多月,至此,说明潘海深的行为没有给陈祖灵带来负面影响或损失。

  本案中,陈祖灵作为理性投资者,在2005年11月8日大唐公司因涉嫌虚假陈述被北京监管局决定立案调查后,仍从2007年2月27日起,多次买卖大唐电信股票。该行为要么属于应当预见大唐公司涉嫌存在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可能被定性为虚假陈述行为的结果会给自己带来投资风险而没有预见,要么属于已经预见大唐公司存在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会给自己带来投资风险但抱有不必然给自己带来投资风险之侥幸心理,显属缺乏足够的证券市场风险防范意识。在此情况下,陈祖灵诉讼请求之经济损失,属证券市场中正常的投资交易风险,不应归责于潘海深。故法院认定陈祖灵的经济损失与潘海深卖出股票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虽然一中院的上述判决不会必然影响到二中院的裁判,但不可否认,一中院上述判决的理由,确实是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下对于此类案件裁判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审判思路。对于这一点,恐怕二中院也会采取类似思路进行裁判,从根本上突破上述审判思路的可能性不大。

  四、最高院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厘清相关争议

  由于存在以上三座大山,黄光裕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股民索赔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证监会郭树清主席痛斥为“小偷行为”的内幕交易行为,从整体上来看完全可能侵犯了股民的合法权益,只是就单个股民而言,如何证明内幕交易行为与该股民损失的因果关系存在严重困难。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受损股民应有合理的救济途径,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内幕交易者承担并不能归责于他的过重赔偿责任。因此,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必须赋予受损股民相应的救济途径,并由股民承担相对合理的证明责任,从而不过分加重内幕交易人的赔偿责任。

  从目前来看,可以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市场欺诈理论”,由内幕交易人对内幕交易行为与股民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如其举证不能,则应认定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同时,内幕交易人的赔偿数额应以其非法所得为限,似是目前一条相对可行的路径。当然,不论如何,最高院应加强对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的研究,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是股民跨越上述三座大山的根本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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